要规模还是要质量——中国光伏产业发展需要新方向

　　2013年8月，包括中电投、中广核、特变电工、晶科、英利、天合光能在内的多家一线光伏企业和相关研究所、认证单位、研究机构在青海西宁共同去探讨如何促进产业的健康发展。一方面中国光伏行业规模不断扩大，一方面组件质量和电站质量并不乐观，这两者如何能平衡发展成为行业能否健康的保证。

　　产业规模扩大的挑战

　　虽然欧盟的反倾销已经落定，但中国光伏产业的庞大规模仍然需要进一步升级。此次杜邦公司与南方周末共同组织的中国电站高效可靠运营与光伏材料技术研讨会以及中国绿色产业促进计划中，光伏产业的健康发展成为讨论的重点。

　　宏观上行业的健康发展和微观上企业的规模发展已经在产生冲突，财政部清洁发展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焦小平阐释了在财政上如何支持光伏产业，“光伏产业在十年内从起步到壮大再走向过剩，政府起了很大不利作用，没有用市场经济对待。政府的政策无非是税收、补贴、贴息以及一些政府采购等，但要确定政府行为和市场的边界。在中国光伏行业面前，政府应该要反思该怎样支持一个产业，以什么样的心态和方法支持。”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投资促进处主任罗响对政府涉及新能源的管理方式也提出了意见，“此前各种政策比较混乱，政府多个部门都在涉足新能源的政策制订，我数了一下一共有18个部门，财政部、科技部、住建部、发改委、能源局、科技部、商务部等等，这些政策都是碎片化的，没办法系统起来。虽然补贴额度很大，但补贴错位了，要对终端环节进行补贴而不是生产环节，越补贴越生产，就会造成产能过剩。”

　　而产能过剩的事实已经存在，接下来政府的政策只能转向产业结构调整。下游市场是产业调整的推动力，“20年的补贴电价下发后，能真正意义上启动光伏电站投资金融化的平台。”王海生对比了大型地面电站与分布式项目对光伏市场结构的影响，“大型电站比较适合央企和大型电力集团去做，而分布式项目中民营资本将占有非常大的比重。在分布式中，金融投资和证券化的需求是比较明显的。”

　　目前涉足光伏发电行业的企业中，电力企业和光伏企业是两个主要参与方，前者资金较为充足，后者大都是光伏制造业延伸过来的，这些企业的资金需求较大。王海生对资金来源做了分析，“一种途径是对电站项目进行证券化，通过上市或者发债实现，但这主要针对成规模的电站;第二种方式就是过桥融资模式，这种模式在房地产行业比较常见，在项目建设期还没有拿到贷款时这是一个不错的融资渠道;第三种就是融资租赁，美国上市光伏企业SolarCity就采用了这种模式，但SolarCity的资金成本比较低，约3%，这在中国难以实现，基本都在8%左右，这就影响了投资回收期。”王海生的团队将致力于光伏项目的资本运作，以帮助电站开发商和投资商实现更大规模的发展。

　　2013年第二季度开始，中国光伏产业出现了新的波动，主要体现在价格和预付款上。晶科能源副总裁姚峰感觉到“最近一年整个光伏行业环境慢慢好转，生产也开始往健康方向发展，当然离健康的状态还很远。”姚峰分析到，“现在客户质量越来越高，价格相对稳定，不像之前一直在下滑。客户质量、帐期和价格都比之前要好。”在他看来，商业生态系统有四点，一是赢利，中国市场主要来自国企的项目，而他们的招投标往往变为低价中标，低价中标后又要保证赢利，牺牲的就是质量。姚峰表示，“晶科可以什么都没有，可以没有客户，没有员工，但要有质量。现在大批量供货，不可能不出现问题。我们一方面要保证赢利，还要保证质量，承担相应的责任。”姚峰所说的商业生态系统中其他三点为优胜劣汰机制、稳定的收益预期和可持续的发展。姚峰已经感受到优胜劣汰的存在，“去年投标时经常二、三十家企业竞争，今年投标一般都是3-6家。”新出台的电价政策则给出了稳定的收益预期。在经过这几年的合作，姚峰所带领的晶科团队与中广核、三峡新能源、中电投等合作伙伴建立了稳定的关系，后者的稳定投资规模也为晶科带来了可持续的发展空间。

　　负责英利在陕西、新疆、青海、宁夏、甘肃五省市场的孙会江也体会到市场的变化，他所负责的市场从09年起一共出售了899MW组件，2010年为58MW，2011年263MW，2012年278MW。西北市场是英利的重点市场，为了保证越来越大的出货，英利在兰州设立售后服务站，以保证24-48小时内完成现场客服。

　　质量——行业健康的底线

　　产品和系统的质量是整个光伏产业健康的底线。中广核太阳能技术经理谢斌深有体会，“我们在2010年开始建设光伏电站，也经历过2011年下半年的火爆。2011年下半年为了赶电价，当时中控室还没建好就把电站并网了，那时的质量是不能保证的。由于赶工，这些项目的故障率都比较高，所以后期不断整改才把质量控制下来。”谢斌目前负责的一个项目也要在今年年底并网发电，同样面临冬季施工的情况，这也直接影响工程质量。

　　晶科的姚峰同样遇到过这种现状，“2011年要拿到1.15元/千瓦时电价必须在年底并网，而拿到开工许可时就已经很晚了，对于业主和投资商来说，在短暂牺牲电站质量和拿到更高的电价中，肯定会选择后者。”姚峰表示，“质量问题其实是游戏规则的问题，规则很健康，质量问题也就解决了。”2013年8月底，新的电价政策出台，2013年之后建成的电站只能享受0.9或0.95元/千瓦时的电价，而无法再享受1元的电价，同样今年下半年也会出现抢装现象。

　　中山大学太阳能研究所的董娴报告了该机构分析户外使用超过23年的晶硅组件质量情况，这些由美国Solarex提供的每块标称功率为42.6瓦的组件自1982年制造了以后，于1986年安装在海南某通信微波站中，截至2008年，衰减只有6%左右，即使平均功率与原最大功率47瓦相比能达到84.6%。组件外观缺陷主要为封装材料的老化、破损，接线盒密封性以及内部二极管的损坏也是问题之一。

　　姚峰对中山大学的衰减测试表示惊讶，但他也认同组件质量的重要性，“如果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做光伏产品，即使不衰减6%，10%以内也是能实现的。目前国内光伏行业刚开始不久，很多组件用了三、四年就出现5%甚至7%以上的衰减，更严重的会出现10%的衰减或者背板开裂等严重问题。”

　　作为中国最大的光伏电站投资企业，中电投集团黄河上游水电开发公司副总经理张俊才分析了度电成本的影响因素，质量是其中的重点。这家已建成9座电站总计439MW，在建7座电站647.8MW，总规模达到2002MW的龙头企业，要求晶硅组件衰减2年内不高于2%，5年内不高于5%，10年内不高于10%，25年不高于20%，此外不少于10年的质保期内年故障率不得高于0.01%。但在实际应用中，还是发现了组件的背板变色、背板损坏以及EVA发黄、起泡、热斑效应还有接线盒烧损等诸多问题。

　　以黄河公司格尔木一期200MW电站为例，检测了6家供应商的组件后发现，平均功率损失为7瓦，按照当地日均4.3小时利用小时数以及80%的综合效率计算，一期200MW和二期100MW每年减少的发电量约为1350万千瓦时。从一批组件的抽检结果看，虽然功率普遍负偏差，但D厂家功率降低了11.79%，I厂家降低了10.4%，而H厂家衰减了4%。张俊才表示，“这反映了电池和组件材料选择以及工艺上的差别。”针对组件功率衰减的状况，黄河公司要求各供货商进行售后服务，重点排查出现的问题。但有三个厂家“发生推诿现象，他们表示行业不景气，排查成本高，违反了合同约定。”张俊才总结到，“组件寿命和效率是降低度电成本的关键因素，而材料是组件质量的根本保障。特别是在西部严苛的气候条件下，一定要选择高质量的辅材、组件才能避免质量问题的大规模发生，从而降低度电成本。”

　　作为全球领先的材料供应商，杜邦正在通过综合解决方案提升光伏组件的可靠性。杜邦光伏氟材料事业部付波表示，“光伏行业在工艺、技术支持以及产品路线上将更依赖于材料供应商，组件常出现的质量问题，如封装材料老化、背板失效脱层、玻璃脱层等，大都与材料相关。”在统计数据中，2012年组件平均次品率不断上升，2011年发货前检验结果中次品率只有5%左右，这一数字在2012年中期达到15%-25%。在实际应用中，温和环境下组件背面25年紫外线总剂量为171kwh/m2，而热带环境和沙漠环境下该数据分别可达到235和275。付波表示，不同环境下对背板材料的要求完全不同。目前，杜邦正与组件厂商进一步加强合作，对不同应用环境的组件提供差异解决方案，以保证质量的情况下最大限度控制成本。杜邦同样还在与政府机构、银行、保险公司、第三方质检机构等进行沟通，以引起整个行业对质量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