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不加快转型就会被淘汰

　　近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2年《产业蓝皮书》显示，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产业竞争力总体上进一步走弱，劳动与资源密集型产业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在2008年后上升势头开始受阻。美国艾睿铂最新发布的“美国制造业外包指数”报告表明，由于美元走弱，及原本被视作低成本的国家出现工资上涨，美国的制造业竞争力近来有所提升，美国的制造业竞争力同另外12个受研究的国家相比差距已缩小，这一情况自2007年以来首次出现。种种迹象表明，随着中国要素水平的总体上升，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步消失，加快实施“制造强国”和“科技强国”战略进而实现中国整体转型已经没有延误的理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多年来，中国制造业增长速度居全球之首，制造业比重增速远远超过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

　　然而，与“美国制造”的财富创造能力相比，“中国制造”还有不小差距。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约为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在2010年全球最有价值的500个品牌，中国制造业品牌只有17个。由于中国制造业仍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下游，我国出口的产品大多数是技术含量低、单价低、附加值低的“三低”产品，却大量进口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和高价格的“三高”产品。我国制造业部门对美贸易的价格贸易条件呈现明显的恶化趋势，反映出我国单位出口商品交换能力减弱，出口的每单位商品获得的贸易收益和贸易附加价值下降。

　　当前是不进则退的时刻。全球制造业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美国下一步的新经济刺激计划来自美国高端制造业的重振。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业，必将是美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动力是高端就业机会的重要来源。而从美国白宫日前宣布要创立白宫制造业政策办公室全面推动制造业的决心来看，美国欲重夺全球制造业优势的战略意图已经不言自明。

　　对于中国而言，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以及环境、资源等瓶颈，意味着中国生产要素价格重估的开始，中国低成本优势将逐步消失。如果中国不能真正建立起国家创新基础，不能尽快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将逐步失去低成本的优势，并会导致低端制造和高端制造优势的双重流失，这是中国未来十年最大的挑战。因此，加大科研和新技术领域投资，加快实施“制造强国”和“科技强国”战略，进而实现中国整体转型，已经没有延误的理由。

　　在欧美国家“再工业化”的背景下，耐克、阿迪达斯等公司将生产基地转向东南亚地区，卡特彼勒、福特等企业将生产基地搬回本土。

　　中国本土制造企业的生存环境也不容乐观。今年8月，汇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出现41个月来最明显降幅，其中，新出口订单创下自2009年3月以来的最大减幅。

　　在中国制造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浙江省温州市，7月底的一份报告显示，全市3998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60.43%的企业减产停产。

　　中国传统外贸优势产品已经遇到东南亚国家的挑战。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1至6月，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棉制品同比下降1.4%，而从印度、越南进口的棉质织物同比分别大幅提高了20.5%，23.4%。

　　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和原材料价格飙升，加上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等因素，中国制造业核心板块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长期以来凭借高度专业化和价格竞争为利器的制造业集群目前已经进入低谷和调整期，部分企业开始外迁，可能对中国制造业造成致命打击的全球第四次制造业转移正从中国启动。与此相对应，日本制造企业正在回归本土建厂，美国启动再工业化，中国原有的本土配套企业专用性投资将遭受沉没损失，在缺乏自主创新技术的制约下，中国制造业不仅难以实现整体升级，还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产业空洞化”。

　　制造业过去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能支撑的成本优势正在发生变化，劳动者工资、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原材料等价格和污染收费水平都在提高，低成本驱动的发展模式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关头。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趋势将是长期、不可避免的过程。中国制造业唯一应对之策，就是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一部分不能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消化人工成本、人民币升值成本的企业将面临淘汰出局，转型的过程将被迫而痛苦。

　　但是，对于大多数地方而言，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难度超过企业的自身承受力。制造企业现在面临三缺，即“缺订单、缺工人、缺技术”，须由政府出面提供转型升级所需的培训、技术、技能、创新平台等，而不是简单地以出口退税解决短期问题。

　　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占到出口总额的八成以上，就业人口超过3000万，制造业的稳定关乎社会的稳定。接受采访的专家表示，制造业转型升级，经济改革不可缺位，如为制造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大幅降低企业税费负担，金融政策向实体经济倾斜，落实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政策等。如此，才能助推制造业涅槃新生。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塔加尼最近说，欧洲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要把这次危机转化成机遇，就必须重振欧洲工业，因为工业是实体经济的主要贡献者。欧盟委员会由此提出“新工业革命”理念，强调技术创新、结构改革，改变碳氢化合物为主的能源结构，更有效和可持续地利用资源，同时大力推进新的生产方式——包括机器人、数字技术、先进材料、可循环能源等新兴产业。

　　这将对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形成围堵之势，“中国制造”长期依赖的低成本的比较优势逐步削弱，新的竞争优势却尚未形成。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外包”的全球化分工，也逐渐显露弊端。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生产虽然造就了“世界工厂”，但低工资运行的模式越来越走不下去了，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凸显。“外包”模式同时激化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矛盾，提高收入成为各国民众的共同诉求。但是，受制于人力成本的限制，发达国家显然不可能重新拿回那些“低利润环节的制造业”，他们必须继续“向高端进军”，通过颠覆性的技术革新，把那些流失的传统制造业“抢回来”。杨建文称，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是通过抢占国际市场来实现的，通过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贸易手段综合运用，打组合拳，重心是攻市场占有额，从而带动国内厂商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再带动就业率提高，社会矛盾减缓。”

　　面对渐行渐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已做好了一系列必要的准备。对于广大中国企业而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角似乎还不仅仅是技术，制度和管理创新也非常重要。企业在加强创新能力的同时，还要积极提升管理水平，同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才有可能在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中立于不败之地。

　　之于政府，在为企业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的同时，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自身改革，不仅能助企业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实现涅槃，更能藉此完成对自身的洗礼与超越。

　　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式，人们不禁要问，中国中国制造业的出路在哪里?外资“回迁”和“外流”现象，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急迫性和重要性。

　　对一个产业而言，它所要节约的不仅是人力、土地成本，还有上下游产业链完备的优势，尤其是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制造，它所需要的原材料、配件、技术工人以及相关设备的供给都是企业必须考虑的。

　　其次，技术创新和劳动力的升级也势在必行。这是一个长期工程，需要包括教育培训在内的长期投资。只有不断提高生产技术，通过科技创新和专利布局，依靠品牌的力量牢牢掌握着生产的主动权，这才是真正强大的“比较优势”。

　　前不久，工信部印发，《高端装备制造业十二五规划》，按照《规划》到“十二五”末期，我国的高端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超6万亿。《规划》明确要求，要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通过重组、改制、兼并及相应的政策引导，积极推进智能制造装备企业的兼并重组，逐步形成具有核心技术及设备成套、工程总承包、投融资能力的企业集团，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智能制造装备企业。

　　鼓励企业专业化发展。对规模经济效益显著的仪器仪表、液压/气动/密封件及系统、齿轮传动、伺服装置企业予以支持，提高专业化程度和产品技术水平，发展成为“专、精、特、新”专业化、社会化配套企业。

　　完善技术创新体系。依托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检测机构等现有资源，推动行业检测试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鼓励组建企业主导、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参与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加强企业技术改造。鼓励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完善科研试验设施建设，提高加工设备水平，推广先进工艺技术，提高制造过程的自动化水平，实现产品设计、制造、测试等环节的自动化，提高产品稳定性和生产效率，选择有条件的地区和企业开展数字化车间示范建设工程。

　　建立和完善标准体系。建立健全智能制造装备产业的标准体系，补充和修订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促进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的推广应用，使我国智能制造装备产品的质量、安全、节能、环保等逐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提高制造过程信息化水平。加快推进制造过程信息处理、生产控制、资源管理、质量检测、环保处理等典型环节的流程优化再造，提高安全和综合效益、降低能耗、减少污染物排放，大幅度提高制造过程信息化水平。加快推进信息化综合集成和协同应用，促进两化融合条件下的企业发展模式创新。

　　其实，中国不仅是一个制造大国，也是消费大国，其市场之大在全球难有匹敌，只有发挥我们自己的比较优势，不断的加快自主创新的步伐，加强对新兴产业的支持，培养和引进一大批高科技人才，才能占据微笑曲线的两端，正真实现制造业强国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