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未来十年机遇期 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不是一个新话题，只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使更多的企业意识到，长期依靠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导的出口结构和粗放经营的发展方式很难再继续下去了。
美国之所以出现经济危机，除了国民收入超分配、金融监管政策失误等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实体经济增长乏力，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产业结构调整应该从何处着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吕政日前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和路径做出了权威解读。
技术支撑力不足致产业升级缓慢 。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技术创新成果的支撑。一方面，企业尚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创新的动力与能力不足；另一方面，科技体制和机制不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没有真正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结合。
金融危机的产生都有其客观必然性。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产生，固然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金融、财政政策有关，也与国际金融投机资本的兴风作浪有关，同时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实体经济出了问题有关。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在依托日本作为领头雁，发展加工组装型制造业，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但随着经济发展，土地、房地产和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但技术密集型、附加值高的产业又没有发展起来，结构出现了“高不成、低不就”的产业结构，并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可见，长期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吕政认为，作为大国，中国绝不能把经济长期发展建立在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必须培育自己的竞争优势。中国的劳动力已经不再是无限供给的趋势，随着劳动力成本逐步上升，中国必将出现劳动密集型企业在经济结构中比例下降的趋势。我国应吸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和教训，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多层次性的实际出发，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要以形成“高亦成、低亦就”的工业结构为目标，既不轻言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又要在附加值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大有作为，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产业结构调整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金融危机的到来，使这项任务变得愈加紧迫。吕政分析认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难以取得明显效果的原因如下：一是由我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决定的，中国尚处于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阶段，现有工业增加值中，重化工业占69%，轻纺工业只占31%；二是由于重化工业的市场需求旺盛，小钢铁、建材等项目纷纷上马，低水平重复建设屡禁不止；三是现行的财政、税收体制决定了地方政府必然积极推动大上工业项目；四是国内分配关系不合理，贫富差距逐步扩大，尤其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的不合理，低收入群体缺乏有效支付能力，加剧了工业生产能力过剩；五是缺乏新的技术支撑，企业找不到新的投资方向。
吕政认为，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技术创新成果的支撑。一方面，企业尚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创新的动力与能力不足；另一方面，科技体制和机制不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没有真正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结合。虽然我国每年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每年研发投入的总体规模已达6000亿元，但却没有形成建立在技术创新基础上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体制上，国有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民营企业又缺乏技术创新的能力，且科技资源有限，科技队伍力量薄弱。另一方面，我国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缺乏工业化试验的中间环节。通常情况下，研发投入、中试投入与产业化投入的比例约为1∶10∶100。由于缺乏中试投入，我国科研院所研究成果往往停留在样品、展品阶段。科技研发与产业发展脱节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是核心任务
结构调整的重点是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消除短缺要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来解决，消除过剩也要靠效率高的企业替代效率低的企业。
产业结构调整，就是要通过对资产存量和增量的调整，改善工业再生产的比例关系，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实现工业经济协调、高效和可持续发展。
我国调整工业结构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消除结构性短缺或结构性过剩，实现市场供求的平衡；二是促进生产要素向效率更高的部门、地区和企业转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工业竞争力。可以看出，我国工业结构调整面临着双重任务，既要消除结构性短缺和结构性过剩，又要解决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问题。
消除结构性短缺涵盖两项任务，一是解决能源、原材料供给不足的矛盾，二是解决技术密集型的、先进的机械、电子元器件和软件产品等国内生产能力供给不足的矛盾。但结构调整的重点是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消除短缺要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来解决，消除过剩也要靠效率高的企业替代效率低的企业。提高产业及企业竞争力是结构调整的核心任务。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工业结构调整必须先改变“大企业、小生产”以及企业专业化分工程度低的企业组织结构。
在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在加工组装型制造业领域，推进社会化和专业化分工。当前，我国大多数企业实际上是在用小农经济的小生产的办法搞大工业生产，专业化分工程度低，零部件的自制率过高。企业从原材料采购、铸造、各种零部件的加工到产品组装和包装，大部分生产过程都在企业内部完成。吕政认为，工业结构调整必须先改变“大企业、小生产”以及企业专业化分工程度低的企业组织结构。
在推进专业化分工的过程中，要不断优化产业组织结构。生产社会化是机器大工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信息技术的应用使社会分工更加广泛和深化，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吕政提出，我国工业结构调整要瞄准机械装备、数控机床、交通运输设备等高端制造业，率先在这些关键行业推进专业化分工，从而形成龙头企业从事新产品的研发、设计、关键零部件制造和产品集成，众多专业化的小企业为龙头企业配套的产业链，实现产业细分带来的规模效益和产业聚集效应。同时，要下决心淘汰高耗能、工艺技术落后的中小企业，使资源密集型产业的生产能力向技术先进的大企业集中。
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需要重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这也是中国企业二次分离的重要一环。吕政提出，中国企业生产要素配置需要按照社会化大生产和信息化的要求进行第二次分离。第一次分离是在20世纪80～90年代，企业将幼儿园、医院、学校等企业办社会的功能分离出去，减轻了企业非生产性的成本负担。第二次分离是要将隐含在企业内部的生产性服务业从工业企业中分离出来，由专业化的公司承接。
生产性服务业是从工业企业分离出来的专门为工业生产服务的行业，主要从事工业设计、设备安装与维修、原材料和零部件采购、仓储、配送、产成品整理和包装等直接为生产服务的业务，还包括市场调查、财务会计、法律等为企业经营管理服务的业务。由于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生产性服务业大多是技术与知识密集型的服务机构，其发展不但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而且有利于扩大社会就业，特别是增加专业技术人员的就业机会。当前，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可以同时实现保增长、调结构、扩大就业等多重目标。不容忽视的是，产业结构的形成和演变，要受一定的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支配，所以，调整结构即要依靠科技进步，也要解决影响结构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吕政认为，在体制转轨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政府仍然有责任引导和调节投资方向，矫正市场失灵。必须形成平均利润率的机制，使投入不同行业的资本都能够获得大体平均的利润率回报，进而推动产业的协调发展。必须形成这样一种机制，即只有那些依靠科技创新的企业才有可能获得超额利润。一个依靠房地产推动GDP增长的国家不可能建设成创新型的现代化强国。
吕政观点拷贝
——中国的产业升级必须抓住未来10年机遇期，加快发展大型商业飞机、支线商业飞机、高速铁路、自主品牌的新能源汽车等关键产业。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高性能数控机床、大规模集成电路、新的电子元器件、仪器仪表等领域应尽量减少进出口逆差。
——中国工业已经发展到了由量的扩张转向以提高水平、提高素质、提高竞争力为主导的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未来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任务不是一般数量的增长，而是在提高水平、提高竞争力的基础上实现增长。
——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是企业，核心是技术，载体是产品和工艺。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的具体操作集合是企业，而不是行业。企业要抓住产品的牛鼻子，把产品结构、工艺技术、工艺设备的调整作为载体和抓手，将结构调整落到实处。
美国之所以出现经济危机，除了国民收入超分配、金融监管政策失误等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实体经济增长乏力，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产业结构调整应该从何处着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吕政日前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和路径做出了权威解读。
技术支撑力不足致产业升级缓慢 。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技术创新成果的支撑。一方面，企业尚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创新的动力与能力不足；另一方面，科技体制和机制不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没有真正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结合。
金融危机的产生都有其客观必然性。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产生，固然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金融、财政政策有关，也与国际金融投机资本的兴风作浪有关，同时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实体经济出了问题有关。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在依托日本作为领头雁，发展加工组装型制造业，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但随着经济发展，土地、房地产和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但技术密集型、附加值高的产业又没有发展起来，结构出现了“高不成、低不就”的产业结构，并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可见，长期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吕政认为，作为大国，中国绝不能把经济长期发展建立在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必须培育自己的竞争优势。中国的劳动力已经不再是无限供给的趋势，随着劳动力成本逐步上升，中国必将出现劳动密集型企业在经济结构中比例下降的趋势。我国应吸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和教训，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多层次性的实际出发，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要以形成“高亦成、低亦就”的工业结构为目标，既不轻言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又要在附加值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大有作为，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产业结构调整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金融危机的到来，使这项任务变得愈加紧迫。吕政分析认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难以取得明显效果的原因如下：一是由我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决定的，中国尚处于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阶段，现有工业增加值中，重化工业占69%，轻纺工业只占31%；二是由于重化工业的市场需求旺盛，小钢铁、建材等项目纷纷上马，低水平重复建设屡禁不止；三是现行的财政、税收体制决定了地方政府必然积极推动大上工业项目；四是国内分配关系不合理，贫富差距逐步扩大，尤其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的不合理，低收入群体缺乏有效支付能力，加剧了工业生产能力过剩；五是缺乏新的技术支撑，企业找不到新的投资方向。
吕政认为，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技术创新成果的支撑。一方面，企业尚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创新的动力与能力不足；另一方面，科技体制和机制不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没有真正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结合。虽然我国每年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每年研发投入的总体规模已达6000亿元，但却没有形成建立在技术创新基础上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体制上，国有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民营企业又缺乏技术创新的能力，且科技资源有限，科技队伍力量薄弱。另一方面，我国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缺乏工业化试验的中间环节。通常情况下，研发投入、中试投入与产业化投入的比例约为1∶10∶100。由于缺乏中试投入，我国科研院所研究成果往往停留在样品、展品阶段。科技研发与产业发展脱节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是核心任务
结构调整的重点是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消除短缺要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来解决，消除过剩也要靠效率高的企业替代效率低的企业。
产业结构调整，就是要通过对资产存量和增量的调整，改善工业再生产的比例关系，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实现工业经济协调、高效和可持续发展。
我国调整工业结构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消除结构性短缺或结构性过剩，实现市场供求的平衡；二是促进生产要素向效率更高的部门、地区和企业转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工业竞争力。可以看出，我国工业结构调整面临着双重任务，既要消除结构性短缺和结构性过剩，又要解决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问题。
消除结构性短缺涵盖两项任务，一是解决能源、原材料供给不足的矛盾，二是解决技术密集型的、先进的机械、电子元器件和软件产品等国内生产能力供给不足的矛盾。但结构调整的重点是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消除短缺要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来解决，消除过剩也要靠效率高的企业替代效率低的企业。提高产业及企业竞争力是结构调整的核心任务。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工业结构调整必须先改变“大企业、小生产”以及企业专业化分工程度低的企业组织结构。
在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在加工组装型制造业领域，推进社会化和专业化分工。当前，我国大多数企业实际上是在用小农经济的小生产的办法搞大工业生产，专业化分工程度低，零部件的自制率过高。企业从原材料采购、铸造、各种零部件的加工到产品组装和包装，大部分生产过程都在企业内部完成。吕政认为，工业结构调整必须先改变“大企业、小生产”以及企业专业化分工程度低的企业组织结构。
在推进专业化分工的过程中，要不断优化产业组织结构。生产社会化是机器大工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信息技术的应用使社会分工更加广泛和深化，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吕政提出，我国工业结构调整要瞄准机械装备、数控机床、交通运输设备等高端制造业，率先在这些关键行业推进专业化分工，从而形成龙头企业从事新产品的研发、设计、关键零部件制造和产品集成，众多专业化的小企业为龙头企业配套的产业链，实现产业细分带来的规模效益和产业聚集效应。同时，要下决心淘汰高耗能、工艺技术落后的中小企业，使资源密集型产业的生产能力向技术先进的大企业集中。
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需要重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这也是中国企业二次分离的重要一环。吕政提出，中国企业生产要素配置需要按照社会化大生产和信息化的要求进行第二次分离。第一次分离是在20世纪80～90年代，企业将幼儿园、医院、学校等企业办社会的功能分离出去，减轻了企业非生产性的成本负担。第二次分离是要将隐含在企业内部的生产性服务业从工业企业中分离出来，由专业化的公司承接。
生产性服务业是从工业企业分离出来的专门为工业生产服务的行业，主要从事工业设计、设备安装与维修、原材料和零部件采购、仓储、配送、产成品整理和包装等直接为生产服务的业务，还包括市场调查、财务会计、法律等为企业经营管理服务的业务。由于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生产性服务业大多是技术与知识密集型的服务机构，其发展不但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而且有利于扩大社会就业，特别是增加专业技术人员的就业机会。当前，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可以同时实现保增长、调结构、扩大就业等多重目标。不容忽视的是，产业结构的形成和演变，要受一定的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支配，所以，调整结构即要依靠科技进步，也要解决影响结构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吕政认为，在体制转轨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政府仍然有责任引导和调节投资方向，矫正市场失灵。必须形成平均利润率的机制，使投入不同行业的资本都能够获得大体平均的利润率回报，进而推动产业的协调发展。必须形成这样一种机制，即只有那些依靠科技创新的企业才有可能获得超额利润。一个依靠房地产推动GDP增长的国家不可能建设成创新型的现代化强国。
吕政观点拷贝
——中国的产业升级必须抓住未来10年机遇期，加快发展大型商业飞机、支线商业飞机、高速铁路、自主品牌的新能源汽车等关键产业。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高性能数控机床、大规模集成电路、新的电子元器件、仪器仪表等领域应尽量减少进出口逆差。
——中国工业已经发展到了由量的扩张转向以提高水平、提高素质、提高竞争力为主导的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未来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任务不是一般数量的增长，而是在提高水平、提高竞争力的基础上实现增长。
——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是企业，核心是技术，载体是产品和工艺。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的具体操作集合是企业，而不是行业。企业要抓住产品的牛鼻子，把产品结构、工艺技术、工艺设备的调整作为载体和抓手，将结构调整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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