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一个封闭的自足体

无论具体原因如何，富士康都到了必须自我反思的地步。那么多年轻生命接连消失，已在产业界乃至整个社会公众心理层面投下沉重阴影。

　　但截至目前，富士康方面并没将亡羊补牢的措施推进更多。目前其标准说法是，公司管理出现了漏洞，少数员工产生精神危机，并宣称公司已制止了20起自杀举动。

　　笔者相信，这一沉重的心理阴影，可能将成为富士康以及它所代表的产业发展模式的转折点，并波及中国制造业。

　　当员工成为一段指令符号

　　员工接连自杀，富士康无法回避自己的企业文化特质缺憾。那就是，在这个庞大如中小城市的企业以及它的员工，有着涂尔干《自杀论》中描述的孤立特征。涂尔干如此说，个体社会关系越是孤立、疏离，人就越容易自杀。

　　富士康表面不像是封闭的企业。早在几年前，它便挂牌香港成了公众公司。而它借代工模式，也与全球众多IT品牌巨头建立了合作关系。

　　而恰恰是代工模式促成了富士康的封闭性。它最早做黑白电视机按钮，如今已成高度垂直一体的企业恐龙。垂直一体的好处是，可以提供一条龙代工服务，效率更高。而追求效率的动力，最后将一切资源都捆绑在商业流程中，在庞大的生产车间，员工只是封闭、孤立自足体中的一个微型元器件，一段指令符号。

　　或者说，员工必须成为机器，即便在车间之外。2007年3月，笔者参加了富士康昆山分公司举行的一场活动。现场整体方阵、各色旗帜、淹没一切的教徒一般的“我爱你，郭爸爸”的口号，将一种个人崇拜情绪渲染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那一刹那笔者注意到，不少员工的脸上，并没那种发自内心的情感，他们的动作僵化、口号生硬。富士康将他们塑造成了缺乏情感但却高度服从的指令符号。

　　几年前，笔者老家的一个女孩就曾在富士康的代工对手中工作几年，每次去看她，很少能真切感受到被流水线捆绑的员工们的自由心声。为了生存，他们需要忍受沉重、苛刻的加班制度，更多时候牺牲着个人尊严，甚至难以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

　　代工工厂的员工生存状态很多时候被描述成：上班、下班、睡觉，然后接着上班、下班、睡觉。

　　笔者眼前闪过第七个跳楼自杀的卢新。这个湘潭大学的学生，加入富士康前，阳光开朗，唱歌很有功底，曾参加过湖南卫视“快乐男声”大赛，颇受好评。在富士康入职新人才艺大赛中还获得二等奖。但他的朋友说，加入富士康后，几乎难见他有笑容，常常精神恍惚。

　　在公开披露的几名自杀员工信息中，几乎无一例外提到，死前一段时间，他们焦虑，精神恍惚，处于崩溃边缘。

　　富士康这种文化氛围，也许并非是直接导致员工自杀的原因，但它肯定是促使他们心里焦虑、心灵孤立的触媒之一。

　　追逐低成本而居

　　富士康方面坦承，公司管理确实出现漏洞，不过，这两天，它开始将原因归于员工的精神危机，似乎意欲将原因全部归于社会层面。

　　但外部社会原因不是一个箩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富士康认为的精神危机，从它的发展模式里，或可以管窥一二。

　　笔者认为，富士康虽名列全球代工业第一，但文化及商业模式上至今仍然带有非常原始、粗放的特征，在企业面，它导致了人文精神的缺失。

　　在富士康母公司鸿海企业传记《虎与狐》中，郭台铭被称为“代工业的成吉思汗”。笔者认为，这称号不但说出鸿海商业模式特点，更是直指其备受争议的企业文化特质。

　　鸿海的制造业布局早已覆盖“金砖四国”，并在北美、澳大利亚、东欧拥有多处生产基地，且目前正借收购快速扩张。从空间来看，这个商业帝国远比元帝国更有气势。后者只是“一元三汗国”，跨越两个大洲，而郭台铭已是四大洲。

　　这个商业帝国与元帝国的发展模式之间，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一是追求规模化效应。元帝国是一个马上王朝，它的骑兵，就像冷兵器时代的导弹，纵横天下，短短几年，掠遍了亚欧繁华；而鸿海集团30年来给人的最大观感即是，借助垂直整合策略，不断地将商业模式复制到全球各地。截至目前，仅在大陆，富士康便有近60万名员工、土地几万亩、十多座工厂。以致郭台铭被称为大陆“富士康市市长”，不是没有理由。

　　二是低成本策略。元帝国的缔造者属于马上民族，它的绝对兵力并不多，历史上的征服战争中，它们很少携带大量辎重，而习惯于就地征集筹措，长途奔袭，一举征服。此外，它也没有实施真正意义上的驻军占领。

　　鸿海帝国的低成本策略不比元帝国差。它在全球各地的布局，既是追逐客户，也是逐成本而居。比如，5年来，它在太原、山东、河北、湖北、重庆等地快速设厂，充分利用当地人力及土地资源，动辄拿地几千亩。这是外部的布局成本驱动，而在内部成本控制上，郭台铭已到苛刻地步。

　　但这种逐成本、客户而居的生产，对于征服过的区域来说，难有泽被后世的产业价值。举例来说，封闭的富士康为深圳贡献了近20%的GDP，假如未来全部迁移走，能为这座城市留下什么？血汗工厂的指责、自杀工厂吗？

　　笔者认为，成吉思汗在文化上的贡献，远低于他在军事上的雄才大略之影响，郭台铭也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富士康的发展模式，建立在牺牲文化价值的基础之上，透支着一个区域经济振兴的深层土壤。

　　这一点，同样经历过代工模式的明基董事长李焜耀感觉非常难受。他说，过去30年，为了代工产业繁荣，很多人付出“家庭、健康的代价”，为台湾社会带来不良示范的价值观。他认为，台湾目前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因为全球化时代，速度筹码越来越低，而且，过去多年，台湾很多筹码都是押在“大陆4000万员工”身上，这都需要检讨。

　　事实上，富士康的运营几年来早有转型动作。但是，这一转型将持续很长时期，其间必将在各个方面产生阵痛。在利润面前，富士康员工精神文化的部分、人性的部分，缺乏真正的土壤，那些普通员工缺少心灵的寄托。

　　这也许正是中国过去30年高速发展的代价之一。约瑟夫·泰恩特在《复杂社会的崩溃》中说，当一个社区、经济体步入繁盛期后，构成整体文明的各种要素的关系、边际回报会呈现递减趋势，尤其是族群心理、文化精神上上，将呈现内耗、递 减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