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九连跳”：我们的痛

记者李娟在第一时间给我发来“富士康九连跳”的消息，我用iPhone手机和她沟通，并把这一消息传到该去的地方，借助iPhone出色的上网功能和良好的操作界面，我顺利地处理了这一新闻。但在退出iPhone的那一刻，一种莫名的罪恶感挥之不去：也许我手里的这部iPhone就是在深圳那家企业生产的，那一个个从楼上跳下去的鲜活生命，他们曾经留在流水线上的工作印记或许就被封在这部冰冷的手机里。

　　这部过去5年内已经卖了6000多万部的全球最酷手机的商标是苹果，虽然它和美国苹果公司的其他产品一样，由中国的代工企业富士康生产。但苹果公司2009年的利润是90亿美元，员工却只有1.8万人。而富士康国际2009年利润为3900万美元，员工人数是11万(此为上市公司数据)。

　　苹果委托富士康加工的产品，能获得约45%~55%的市场毛利，当然，它需支付品牌和市场营销费用等等。富士康获得的只是其售价6%的加工费，它用这6%支付场地、仓储、运输、水电、人工、管理等开支。其实，在富士康还没开工之前，这个全球分工游戏就决定了富士康必须以低成本优势才能分到全球产业链上“制造”这杯羹。富士康模式是我们的痛，也是我们的现实。

　　贴牌到底是机遇还是陷阱，这是中国经济界一直在争论的话题。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中国生产着世界贸易市场80%以上的笔记本电脑，一半以上的手机，70%以上的服装机械，50%以上的服装，70%以上的玩具、袜子、眼镜，80%以上的电子钟表，40%的化纤，一半以上的鞋和床上用品，三分之一的家具以及大部分的小五金。全球三分之一的货轮在运送中国生产的商品，中国需要的能源、粮食及工业原料，所以中国还生产了世界35%的煤炭、50%左右的水泥和钢铁。

　　但这种惊人的生产能力，在消耗了大量能源、创造了天量GDP的同时，却没有带来另一个我们想看到的结果：让参与全球分工的工人也都变得富裕。也就是说，中国工人的劳动让国家已经变得富有，还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工人本身并没有分到应得的回报。这是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吗？当然，现实地讲，贴牌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阶段。全球化趋势下的经济细分，确实让贴牌成为中国迅速扩大经济总量的一种不错的选择。但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我们已经贴了20年，我们可以一直贴下去吗？我们愿意一直贴下去吗？我们能够永远以“成本优势”去“招揽生意”吗？

　　经济学家罗默提出的“内生经济增长学”认为，一般商品的生产，随着规模的扩大，收益终要递减。唯有知识的生产是例外。罗默认为，现代社会里，国民财富增长的最大动力不再是资源和人口的增长，而是知识的增长。按这一理论，贴牌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这种模式更加可怕之处在于，它让我们在国际领域失去产业主动性的同时，却逐渐让对手变得强大，而这反过来进一步挤压我们未来的产业生存空间。它带来的另一个负面效应是，在中国人还没真正变富的时候，却已在世界范围成为贸易上的众矢之的，中国已成为世界反倾销投诉的最大受害国。

　　在缺少核心技术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建立自己在产业领域的优势、获取与国际企业平等对话的筹码？这是眼下中国必须思考的一个现实问题。其实，有时在经济学上看上去无解的命题，只要站得再高一些，站得再远一些，可能就不难找到答案，这涉及选择发展模式时所应遵循的价值观：是一切以利润为核心，还是以人的价值为导向？是在致力于为众多外来投资者创造巨额利润，还是在为中国探索一条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世界并没有只留给中国这一条路，我们付出的代价已经太多。也许，我们已经走得太远，需要回到原点重新思考。(钱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