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中国：在能源和交通运输领域加大投资

　　身为GE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伊梅尔特两年前就在北京宣布的“3年投资中国20亿美元”计划，今年5月底投资8000万美元的成都创新中心正式开幕，这一项目也是中国20亿美元投资之一。

　　两年前，中国“十二五”规划尚处蓝图中。两年后，“十二五”规划已进入第二个年头。再次来到中国伊梅尔特，又 “巧遇”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我们发现在产业创新与西部大开发的两条主线上，工业自动化领域的巨头GE的转型逻辑和中国未来规划惊人地契合，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回头审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当柯达这样的传统产业大佬申请破产保护之时，GE这几年在伊梅尔特手中发生了什么样变化?曾经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耿耿于怀的伊梅尔特，为何突然改变“胃口”，加大在中国的投资步伐?

　　转型成绩单

　　尽管GE在今年第一季度的财报中交出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单，但毫无疑问，伊梅尔特与其他执行官一样仍承受着金融危机留下来的余伤。

　　2012年一季报中，GE实现净收益30.3亿美元，合每股29美分，两项数据较2011年同期均小幅下滑。2011年第一季度，GE实现净收益34.3亿美元，合每股31美分，其股价较金融危机高峰时期上涨了将近200%，但是距离其历史高点仍然存在50%的差距。

　　在整个2012年第一季度内，GE实现营业收入351.8亿美元，这一数字较2011年同期下滑了8.2%，但超出了华尔街分析师预期的平均347亿美元。

　　营业收入的下滑，一方面是因为GE旗下金融业务规模的持续收缩，另一方面是因为GE将NBC环球的多数股权出售给了康卡斯特公司。今年4月，穆迪下调GE的信贷评级，原因是GE可能遭遇与旗下的通用电气金融服务公司相关的风险。

　　上述两项业务都是金融危机之后伊梅尔特收缩的项目。他的前任韦尔奇力曾力推的“来钱最快”的金融业务，最高时曾占整个GE销售收入的60%。

　　伊梅尔特于2001年9月出任GE公司第九任董事长。金融危机后，他认为金融业务给业绩带来巨大波动，转而主攻制造业，甚至重搭被丢弃的家用电器项目。GE业务部门从10多个变成了6个，包括航空、交通运输、医疗、能源、GE金融、家庭和商业解决方案。

　　伊梅尔特表示，目前GE的金融业务在营收中的占比只有35%，而技术基础设备业务的占比上升至65%，将来基础业务占比要达到60%~70%。而在2009年，GE技术基础设施业务约占该公司营业收入的27%，次于GE金融公司。

　　这样的比例达到了伊梅尔特当时定下的“金融业务占比降到40%以下”的目标。从分业务来看，GE工业业务的营业收入在2012年第一季度实现了14%的增长，这成为该公司业绩超出分析师预期的主要原因。

　　GE由“快”转“慢”

　　“通用电气是什么一家公司，它是一家生产电器的吗?”GE成都创新中心总经理马加宁时不时要花一点时间去纠正人们的错误，因为在他收到的一些函件中，经常会发现“通用电气”被错写成“通用电器”。

　　人们对GE的困惑来自于，从灯泡到飞机发动机，从金融到医疗再到页岩气，GE似乎无处不在。

　　爱迪生创立通用电气后一个多世纪内，GE的核心业务历经多次变革：在大型机械业务遭遇反垄断官司时，它将产品线由商业客户拓展到洗衣机、空调、收音机等大众消费领域，并由此奠定了通用电气在平民中的声望;在二战的萧条期，它有效发展了飞机、船只及军工制造业务;此后的六七十年代，它还拓展了医疗设备、计算机、核电、金融等业务，这些业务有的仍然在做，有的早已退出。

　　与韦尔奇时代大力推动金融业务相比，GE在伊梅尔特领导下的转型，并非转向传统制造业，而是转向了生物科技、医疗、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的投资。

　　以波音787飞机所用的GEnx发动机为例，这项开发时间至少10年的产品，到今年GE航空集团才宣布要扩大产量。今年，GE公司计划生产约160台GEnx发动机，2013年这一数字将增加至200台以上。

　　再如“绿色创想”计划，2009年，GE推出了80余种相关产品，涉及再生能源、铁路运输和水处理技术等。2009年，“绿色创想”业务所创造的收入达到了180亿美元。在风电设备生产方面它已是全球第一。

　　当问及如何看待人们关于“GE从赚‘快’钱转为赚‘慢’钱”的评价时，伊梅尔特并没有正面回答。但他称，2011年GE的年销售达1420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多元化企业。

　　马加宁称，GE取自 “Change”最后两个字母，改变与创新就是通用电气永恒的主题。从爱迪生到韦尔奇，再到伊梅尔特，通用电气从不对自己的业务发展进行限制，而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做出正确的判断，然后及时调整旗下的业务，这样才能抓住每个时代的新兴机会，使自己在竞争中始终处于强势地位。

　　中国“胃口”

　　相对于去年1420亿美元的全球销售收入，GE在中国的业绩只贡献了4%，为57亿美元。不过，伊梅尔特对于这样的业绩已经相当满意，“我当CEO时只有10亿美元，现在已增长了好几倍。”但伊梅尔特相信，GE在中国的好戏才刚刚开始。

　　2010年伊梅尔特在北京承诺，未来3年内将投入超过20亿美元拓展GE在中国的技术创新中心和建立合资企业。这20亿美元在其全球技术开发200亿美元投入的篮子中占了十分之一。

　　此前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耿耿于怀的伊梅尔特，为何突然改变想法?伊梅尔特称，显然，中国“十二五”规划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本土化创新，更符合GE的胃口。

　　5月30日，就在GE成都创新中心成立的同一天，国务院常务会议刚刚通过《“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其中，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和新能源产业等七大重点，都与GE的兴趣和优势高度契合。

　　伊梅尔特称，这几年GE与西电、中航工业、华电等多家国有企业建立了合资企业，进军医疗、能源、电气化等多个领域，“未来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投资，也不排除与民营企业合作”。

　　GE与中国未来战略思维的对接，不仅体现在产业创新的选择上，还体现在中国的区域选择上。当问及为何将首家全球创新中心设在成都时，伊梅尔特的回答很简单位：成都是“中国西部的大门”。

　　算上GE，全球500强企业已有218家落户成都。结合西部的资源优势，伊梅尔特给成都创新中心提出的目标是——未来几年，基础医疗、页岩气开发、高端制造、新一代电池等方面都有新产品供应给中国乃至全球市场。

　　实际上，伊梅尔特给成都创新中心的最迫切的任务是，在基础医疗上打开口子。因为西部是中国人口资源最密集的区域，同时也是基层医疗较为薄弱的区域。在这里，它面临西门子等巨头的竞争，但GE宣称要研发出性价比更高的产品，希望未来把基层医疗在其中国医疗部门的业绩比重从20%提高到50%。

　　实际上，GE的中国新布局重心正渐渐远离东部沿海。在5亿美元的创新中心建设计划中，GE第一阶段选择了成都、西安、沈阳三个城市，逐步带动GE在西南、西北、东北区域的发展，并与公司在上海、北京和无锡的研发机构形成协同效应。

　　当问及，GE作为一个基础设施公司，在最近中国政府的刺激计划中可否有所作为时，伊梅尔特谨慎口风不改：“我们不太清楚政府的投资刺激计划，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基础设施公司，在能源和交通运输领域我们毫无疑问会做得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