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梁稳根：“心存感激”的创业者

　　梁永根完成高中学业后，极不安心地回到故乡道童村。他身形瘦且矮，在生产队集体清理河沙时，只能站在一旁统计出工量。党支部后来安排他到广播站，1976年前后，他朗读最高指示的声音会定时在湖南中西部这个小山谷响起。他当时已成年，还是全村仅有几名高中毕业生之一，但“因为家庭原因，党组织没打算很快吸纳他。”时任村支书梁云长说。

　　30多年后中共中央换届选举，梁来到北京投下他的选票。1979年第二次参加高考后，他在大学里改名为梁稳根。组织在8年前完成对他的考察，梁以民营企业家身份正式入党。去年，他被几家民间机构评为新的“中国首富”。以他在三一集团各公司中持有的权益计算，目前其掌握的财富超过370亿元，绝对数字已是他离开家乡涟源时，全县工业产值的80多倍。

　　“我的财产乃至生命都是党的。”说到这数十年的变化时，梁稳根在休会期间的发言引发了人们的热议。梁在当地民营企业中较早尝试建立赋有实权的党委。他的公司员工希望得到提拔，必须先递交入党申请。“我希望更多的民营企业能进入中央委员会，可以把我们的声音带到核心层去。这也是向世界的一种象征性的表示，是对民营企业更高层次的认可和支持。”梁稳根在北京说。

　　梁稳根1956年出生在道童村，距离县城40多里路，而县城到省会长沙又有200多公里。据当地党组织比照层层下发精神形成的看法，梁的父亲是一位政治路线不正确，跨地域流窜的商贩。他“扰乱生产积极性”的生意最远时波及到了邻省湖北。因此直到梁年满20岁时，全家9口人仍要等到夜里，才偷偷编织竹篾保证供应。

　　梁家祖辈也做贩篾生意，到父亲梁柳清这一代，家中经常遭遇不定时的搜查和罚没。村支书梁云长认为梁家经济不佳：在建造房屋时，他们无法一次做好所有房梁下的石墩，只能勉强分三次攒起来。梁云长从文革时期开始担任近20年村支书，他已近70岁，现在住在邻近的另一个村。

　　当时梁稳根在这个区域上小学，村支书和他的一位同班同学都记得，他并没有展现出极其过人的读书能力。但他的父亲支持他读到县城里的涟源三中，也促使其他儿女选择当兵或进城务工。梁柳清比同村人有更多远期思维。他促使其他儿女也选择当兵或进城务工。现在，他的后人和近亲集中占有村口最便捷的宅基地，在梁稳根修建的一个直升机停机坪旁，现任村支书正承接他胞弟的住宅重建工程。

　　梁稳根高中毕业是1974年，高考还没有恢复。他只能先回道童村，白天他从事相对较轻的棉花生产，或者在生产队挖掘河沙时负责计数。梁云长记得，他能承担的工作量不大，一个月大约得到200多工分，“当时10工分等于2毛3分钱”。

　　文革结束后，在安徽浙江已有村民在悄悄分田自营。党内也有人希望维持旧路线，当时一支县委下派的工作组在道童村蹲点，他们仍需要确定一批走资道路的恶劣案例。梁柳清再次成为负面典型。“上面定了指标，梁家是走资户。”梁云长说，梁家在本村并没受到太多实际打压。

　　在道童村，学梁家做生意的家庭已很普遍。村党支部书记梁云长也在亲手编织篾具。但他同时要继续执行上级的布置：在已出现资本主义苗头的村庄，分片区安装线路和喇叭。党支部试图借此净化村民的心，重振它指挥集体生产的能力。

　　梁稳根的身份却因此得以提升。党支部任命他担任广播站的宣传干事，还兼任一个团支部的副书记。借处理乡镇来往的文件，他得以和外界保持联系。在高考恢复后，梁等不及请示村支部同意，自己去县里报了名。村党支部没有因家庭问题阻挠梁1978年和1979年两次参加高考。在他终于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全村真诚地“开了欢送会”。

　　梁颠簸数十个小时到达长沙岳麓山，在中南矿冶学院材料学专业报到。当年他入学介绍自己时，几乎没人能听清他的发音，引起一阵笑声。两周以前，梁的母校中南矿冶学院庆祝建校60周年，他的简介长期陈列在该专业的办公室外。仅有两名非学术领域的校友有此殊荣，另一位现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就读期间，他和大多数学生一样，认定自己每月19元的生活费来自于党——他提出入党申请，但没有得到党总支的批准，他也没有足以继续深造的科研表现。以至于党最终将他分配到涟源北部山沟里兵工厂时，已被同学和家人看作极大的荣幸。

　　在“官倒”和“除名”边缘

　　洪源机械厂是自1965年筹建后，一直为兵器工业部的国防生产计划服务。在一平方公里不到的厂区，聚集着三线建设迁来的东北技术工人，转业军官和1960年代最知名大学的毕业生。在这家中央部属企业，梁稳根这样的本地大学生报到时，“一点也不会引起关注。”1983年已担任党支部书记的一位员工说。

　　全厂3000多名员工中，大约有600名党员，他们穿着统一的制服，在相同的时间和广播声中上下班。在2000多坐席的俱乐部，休息日有老胶片电影播放和文艺汇演。热处理分厂技术员梁稳根很少出现在这些场合。他住在一套单身宿舍里，每天规矩地在两点之间运动。一段时间后，他即结识了唐修国、毛中吾、袁金华等人，他们开始饭后游走闲谈，甚至到隐蔽处违反纪律打牌。

　　梁结识的这群人在厂区并不正统。当时工厂仍施行半军事化管理。适龄男性需要编入民兵连定期参与训练。即便面对教官的呵斥时，袁金华等人给人的印象也是“姿态松散”。但梁逐渐得到厂长王福全关注。王是大连人，搭班的党委书记是湖南人，当时国营工厂正从党委负责制转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以求简化行政流程，扭转亏损局面。

　　王希望在行政序列里提拔更多年轻人。他直接在领导层宣布了中层人事计划。当时两位副厂长都说，他们在那次党委会上才第一次听说技术员梁稳根。“王厂长当年用人很有意思，他提拔的年轻人里不少是不安分份子，或者是平时很跳的那类。”当时曾担任党委办秘书、团委副书记等职的谢放华说。梁稳根入厂一年多即被任命为体改办副主任，谢的办公室在梁的隔壁，“这个速度当时非常少见，但也还有几例。”

　　梁稳根进入体改办后，能以非党员身份接触到党委扩大会议，他也更关注整个工厂的变化。随着中央军委逐步裁军，工厂不能再纯粹以军队采购维系生存。工厂开始尝试进行民用品生产。当时涟源县统计数据显示，到梁稳根离开的1986年，该厂还为新的单车产品开足产能，其年产值达到新高，而后却骤然滑坡，到1990年时已萎缩至最高值的1/4。梁清楚这个决策过程，他也能接触到真实的经营数据。

　　在别人印象里，梁似乎提出过全盘改弦更张的经营建议。这让一些人形成他讲话不够谨慎的印象，他们认为以梁的资质，即便已经身为副处级中层干部，三年内也很难排入党员队列里。很快梁就萌生去意。这件事并不像后来某些记叙那样引起轰动。梁始终和一些工友保持联系。之后近十年时间，他都在劝说他们加入自己。

　　当时考上研究生的年轻技术员向文波，被党委拒绝暂时脱离生产前去就读，这加速了他远离洪源厂的速度。向第二次考上研究生并顺利毕业后不久，请调到当地一家国资工厂从事管理和党务工作。1991年他也加入梁稳根的团队，现在是上市公司三一重工[微博](8.96，0.05，0.56%)总裁。当时唐修国也是基层改革分子，他向分管技术的副厂长黄佑程提交了一套改革方案，几乎每天去催促领导翻阅。在确定难以有更多回馈后，他加入了梁的创业团队。

　　多位当时职工说，梁离开后的第一桶金，来源于与当时涟源县委书记的儿子短暂合作的废弃金属买卖。这个领域存在明显的价格双轨制。县委书记的儿子也在洪源厂工作。他们有望从江西获得一批处理锌料。但要谈妥这趟有几分“官倒”色彩的业务，尚需要证实自身的实力。王批准了一些假期，还借给他们一辆厂领导专属的吉普车。它仍然悬挂军牌，在部队体系里仍至少是团级干部专驾。在一定程度上，它能保证打开门跳下车的人是可靠的。

　　梁的志趣和视野并不仅在此。他希望自己创造一种市场急需又没有供应的商品。他1986年开始尝试生产电焊条时，涟源统计部门都尚未掌握过这种工业制品的产量。当时梁的胞兄在退伍回村，接替梁云长担任村支书。梁顺利占用过去一个大队部的平房和地下室。他的帮手带着一群村里的青年，将旁边曾是牛棚的自留地也改造成车间。

　　此时梁擅自离职已有半年。洪源厂公开贴出告示，称已将一干人等除名。但县委书记和厂长保全了他的户籍和档案。梁后来还顺利与县保健院的医务工作者李立华领取结婚证。一位后来为他办理人事调动的洪源员工说，他在涟源市注册企业后，几位当地官员为之协调，档案很快转到地方。

　　家人对他的愤怒也持续了一段时间。梁当时的工资一个月约40多元，相当于当地农村健壮劳动力近半年的收入。最初，梁还依靠王厂长特批生产弹药筒的废旧黄铜。分管技术的副厂长黄佑程记得，在他焊条生意起步那年，从厂里借出大约40吨这种材料，并约定一定时间还上相应的处置费和利息。“都是好东西，但放在厂里已经没太大用了。”黄说。

　　几年后工厂运营更加困难，直至2005年宣告破产改制。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的资产管理公司接管后，虽然继续生产少量装备驻港部队的穿甲弹，但近一半设备和厂房已被留守员工个人租用经营，在他们身上，梁稳根、唐修国当年以承包为导向的改革计划得以实现。

　　紧随“政策”和“感恩”形象

　　梁脱离体制内身份后，和唐修国等人几乎完全闷在道童村的厂房里，澡堂也就势建在车间一旁，和冷却水使用同一条排水沟。在创业初期，梁并未实现超凡的资本累积，但他很快找到在正确政策语境中适合自己的身份。

　　梁先是被视为科研人员离职到乡镇承包业务的代表，企业管理部门向省政府的汇报了他正在试制铜基钎料，称其创业首年就实现利润20万元。1988年梁参加省内《湖南乡镇企业》等新闻媒体的评选，又当选“十佳农民企业家”。实际上梁的厂房并无村集体的投资。借成为典型人物，他赢得党政部门注目，在市场上也显得更具信用。